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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遣使出洋的鉴证

——一份满汉文对照缮写的《大清国致荷兰国国书》

作者:郑海鑫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2-05-06 星期五

    文献遗产名称:大清国致荷兰国国书

    文献形成年代: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文献数量:1件

    文献保存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着一份文献,它名为《大清国致荷兰国国书》。该文献是折装纸质墨书,上下两边绘有五彩云黄龙纹饰,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文末押有“皇帝之宝”,前后封面、封底为金银等色丝线绣制的五彩海龙图案。《大清国致荷兰国国书》是目前能够见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书原件之一,在内容、时间和形制上都具有特殊意义,对于研究清史、外交史、文书史具有重要价值。

被迫打开国门

    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没有设立负责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也不具有与他国平等交往的外交观念。清朝对外交往建立在“朝贡制度”基础上,将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等国纳入到以清朝为宗主国的宗藩体系中。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少数知识精英和开明的清朝贵族才意识到中国外交体系的空白。最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等官员与西方列强交涉。咸丰十年(1860),文祥、良桂等人开始上书,主张把理藩院和礼部改设为近代化的外交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主办外交的中央机构正式设立。

    英国外交家萨道义曾说:“每一个得到承认的独立国家,都有权派遣外交人员驻在其他国家,以代表本国的利益,同时也应该接受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使节权已被普遍认为是主权的一个属性。”国家之间派遣常驻使节,早已成为国际惯例,但清政府派遣公使的过程却艰难曲折。经过两次遣使论争与三次遣使尝试后,光绪元年(1875),清廷以云南发生的“马嘉理事件”为契机,谕命原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为候补侍郎充任出使英国大臣。清政府遣使驻外终于实现。被迫打开国门的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留下了大量档案,国书也是其中之一,晚清对外交往的历史脉络在一件件国书的往来呈递之间逐渐清晰。

请用“皇帝之宝”

    在军机处致内务府咨文中就有关于制作、保存国书纸张的记载:“现办国书用长五尺真金细画龙边笺纸六张,敕筒三分,随黄纺丝夹袱三块,黄布袱三块,油布、棉花等件三分。”虽然制作国书的细节不得而知,但通过这份咨文可以了解到制作、保存国书纸张用料考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提出《议和大纲》的第一条规定,就是让清政府派亲王为专使,就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赴德谢罪。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被迫任命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德国呈谢罪国书。这封国书拟好后需要加盖“皇帝之宝”。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初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文内务府,定当月初十日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携带国书会同内务府官员取出皇帝印章,为国书加盖“皇帝之宝”。

    国书整体而言,主题明确,文字简练。《大清国致荷兰国国书》是典型的派遣国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山东候补道杨晟不远万里来到荷兰,并向荷兰君主呈递了加盖“皇帝之宝”的派遣国书。国书中写道:“因召令出使大臣荫昌回华当差,特简四品卿衔山东候补道杨晟为出使贵国钦差大臣并令亲递国书,藉示和好之意……”

守礼节而具折陈奏

    光绪二十三年(1897),驻俄使臣许景澄被派往德国,他在接到清政府给其的辞行国书后,先向俄国外务部提出要呈递辞行国书一事。随后,俄国君主定于五月初五日接见他。五月初五日,许景澄带着二等翻译官陆征祥面见俄国君主,呈递辞行国书。俄国君主接过国书后说:“驻俄多年,两国邦交日益亲密,今将调驻德国,深怀怅惜……”许景澄听完进行了答谢,回到寓所后将此次呈递辞行国书的经过详细记录下来。

    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禧太后决定清政府参加美国世博会,便命贝子溥伦为清政府世博会参展团的正监督,负责“一切赴会事宜”。溥伦作为全权代表,不仅负责世博会相关事宜,还要记录此次呈递国书的经过,回国后详细汇报给清廷。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初八日,溥伦一行抵达美国华盛顿。三月初十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派人先行接待了他们,并确定了接见日期。在正式接见时,溥伦向西奥多·罗斯福呈递了国书。因会期紧张,溥伦一行在华盛顿进行短暂休整后,就前往圣路易斯。在这次世博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慈禧太后的油画像。世博会闭幕后,这幅油画由驻美公使梁诚护送到华盛顿赠送给西奥多·罗斯福。后来,西奥多·罗斯福将慈禧太后油画像转赠华盛顿国家博物馆,一直保存至今。

    从许景澄、溥伦的记录来看,呈递国书讲求礼仪,要先经所在国外务部准许,确定日期,并按照一定的礼仪呈递。呈递国书时,接受国书的君主会与使臣进行交流,内容因人而异,无非是促进两国友好的客套话。使臣在呈递国书后,还要将呈递国书的经过详细记录,汇报给本国政府。

携国书以辩西洋

    在清政府与西方国家交往过程中,也会有选择性的派遣驻外使臣,甚至还会在国书中着重强调使臣的才能。

    光绪四年(1878),驻法公使郭嵩焘回国。因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熟练英语,了解西方国家情况,清廷便派他继任英、法大臣。曾纪泽所携国书内容如下:“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法国……言归于好,兹特简赏戴花翎一等毅勇侯候补四五品京堂曾纪泽出使为驻扎贵国都城钦差大臣,并准其随之往来。朕念曾纪泽忠诚笃实,沈毅有为,办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协,惟(唯)愿推诚相信,俾尽缼职……”通过这份国书可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对曾纪泽外交才能的赏识。任职期间,曾纪泽十分留意当地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情况,与各界人士接触,极力探求各国富强的原因。他尽可能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刚到法国,曾纪泽就利用空余时间前往学校学习,以便深入了解西方诸国的政治法律。在出使期间,他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的信条,堂堂正气、不卑不亢,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力争民族的权益。曾纪泽的种种行为赢得了西方人的敬重。

    在国困民艰、列强环伺的危急之际,晚清的外交使臣们挺身而出勉力维持国家主权完整与中华民族尊严。精通国际公法的伍廷芳,在任驻美公使期间据理力争,不仅要回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犯天津时,美国军队掠夺的津库库银,还在美国兴建了清政府驻美使馆。精通英语、德语的杨晟,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陪侍醇亲王载沣赴德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谢罪。他在处理中德外交礼仪纠纷时,力顾国体,表现出色。

    以清代国书为脉络,晚清政府在外交上遭受侵榨、为人鱼肉的窘境再次浮现,而携带国书的外交使臣们在外交颓势难以扭转的情况下,殚精竭虑、用心良苦。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5月6日 总第3827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实习编辑 程子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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