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岁月鎏金 激扬红色青春

作者：孙 肖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2-04-29 星期五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花开，漓漓鲜血染红它。”1922年5月，在青年知识分子不断的抗争与求索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她一经成立，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中国青年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新纪元。她始终响应党的召唤，紧跟党中央的步伐，围绕党的事业，带领无数青年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书写了绚丽的青春华章。

觉醒：团结青年力量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1915年，为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鼓励青年有世界眼光，讲求实行和进取，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在其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中，便庄严宣告“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纷纷撰稿，他们围绕孔教、道德、婚姻等问题进行讨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制度进行批判，促进了青年的觉醒。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并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一批苦苦寻求中国出路的先进青年，由此受到了震动和鼓舞，开始觉醒，他们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一些由先进青年组织创办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李大钊在北京创办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恽代英在湖北组织的利群书社、毛泽东等在湖南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等。他们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进步青年，使更多的青年开始接触、了解，进而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青年社团的成员和全国其他进步青年一起，不断探索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新出路。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青年作为一股巨大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以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一大批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的热血青年，开始新的探索之路。正在他们不断探索、追寻甚至碰壁时，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华，目的是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与中国的进步革命组织建立联系。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维经斯基一行不仅给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带来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也介绍了苏俄青年团组织的情况和开展青年工作的经验。同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由俞秀松担任书记，主持团的工作，并向各地发出建团的倡议。此后，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纷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青年团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培养进步青年、促进青年交流、发展工人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这些青年团体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且基本处于独立开展活动的状态，各地团组织联系松散，到了1921年5月前后，这些团组织相继出现了活动暂停的现象。

创立：组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党的成立大会上，专门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入党等做了研究。8月，张太雷从莫斯科带回青年共产国际要求在“还没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国家创立组织”的指示。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对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恢复和整顿，并指派张太雷和施存统主要负责。11月，中央局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通告提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与宣传工作等》。

    在恢复和整顿过程中，张太雷、施存统等人吸取了建团初期的教训，在思想和组织方面进行了整顿，明确“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制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规定了团的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地方团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之，为本团之一部”。根据此章程的有关规定，团临时中央局成立，由施存统担任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在团临时中央局的领导下，各地团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1921年11月至1922年5月，上海、北京、长沙等17个城市相继建立了团组织，全国的团员数量达到5000余人，建立一个具有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全国性先进青年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2年2月，团临时中央局向各地团组织发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通知各地青年团参加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园隆重开幕，这一天也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选择这一天，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信仰马克思主义。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25人，包括团临时中央局的张太雷、施存统（方国昌）等，以及来自上海、北京、杭州、南京、长沙、广州等15个地方团组织的代表，如邓中夏、俞秀松、谭平山等。此外，出席大会的还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等人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签到簿（部分）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和通过团的纲领和章程，建立团的中央领导机构。开幕式由张太雷主持，陈独秀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演讲，呼吁广大青年“发挥马克思实际运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发表了题为《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讲。其后，上海、北京、长沙、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也先后作了报告。大会一共持续了6天，举行了8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大会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奋斗目标是为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明确提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民主主义，而不立即是社会主义。大会提出青年团改善青年、农人、工人在教育、经济和待遇等方面的状况，致力于开展教育运动，并提出“义务教育”“教育平等”等条款。

    5月10日，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君宇（高尚德）、施存统（方国昌）、张太雷（张椿年）、蔡和森、俞秀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至此，一个具有统一思想和组织，具有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组织正式成立了。此后，虽然名称几经改变，但她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

行动：投入革命工作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后，便积极通过办刊、投身工人运动、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等方式投入革命工作中。

    以《先驱》为主阵地，加强对青年的教育

    为了加强对青年的教育，推动青年运动，1922年1月，青年团北京地方组织创办了《先驱》半月刊，前三期由北京团组织主办，由于遭到北洋政府禁止，从第四号开始改由团的临时中央局主办。其发刊词便鲜明提出“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先驱》正式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发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加强团员思想教育、用马列主义武装全团的核心刊物。《先驱》设有《评论》《论著》《研究》《专载》《杂感》等栏目，其第八号作为一期专号，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进行了全面的报道。从第十二号开始，《先驱》连载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项通告，架起了青年团中央向各地团组织及青年团员传达信息的桥梁。除此之外，《先驱》还开展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苏俄情况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探讨和研究有关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1923年8月，由于外部形势和各种原因，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先驱》出至第二十五号后正式停刊。虽然自创刊到停刊仅有1年半时间，其对青年团的宣传工作所作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作为青年团中央早期和中期的宣传“阵地”，它在联系和团结青年团员、号召青年投身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声援工人罢工，投身工人运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2年5月，青年团中央发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请求全国各界和各团体援助上海浦东纺织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军警、学生一致起来为解除压迫与剥夺而奋斗”，声援上海日华纱厂工人罢工。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青年团员充分发挥先锋作用，战斗在最前面。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各地团组织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进行声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杀宣言》，强烈谴责军阀暴行，号召全国青年和人民群众起来斗争。

    团结学生，推动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准备在北京召开第十一次大会。为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宗教对人们思想的麻痹和毒害，《先驱》第四号作为专号，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出版，刊登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宣言和章程，号召要认清世界资本主义意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宣言发表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纷纷建立非基督教组织进行声援，形成了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较大规模的青年和学生运动。1923年，在彭允彝被任命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后，克扣教育经费，打压异己，对此蔡元培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学生们纷纷进行请愿，要求“驱彭挽蔡”。党团组织及时引导学生看清事件的本质，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北洋政府。这场学生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发表宣言抗议北洋政府的暴行。1923年9月，北洋政府被迫免去了彭允彝教育总长的职务。在这几次学生运动中，青年团员作为骨干和积极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们的带领下，全国各地的学生重新组织起来，学生运动被推上了一个新的水平，为以后的青年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百年后，我们仍看到无数眼中闪着光芒的中国共青团团员坚定地唱着《光荣啊，中国共青团》，他们胸中怀初心、肩上担使命、脚下有力量，从无数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披荆斩棘、接续奋斗，百川汇海奔涌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长河中。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4月29日 总第3824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实习编辑 程子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