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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铸丰碑 教训警后世

——《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背后

作者:唐润明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12-24 星期五

    “狱中八条”是由罗广斌执笔于1949年12月25日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的总结与提炼,因饱含革命志士牺牲前对党的八条血泪嘱托而得名。在这份档案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川东中共党组织遭到大破坏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1947年3月,在重庆坚持战斗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此时的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许多人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失望。在此“浓雾”下,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应运而生,于1947年7月正式创刊。创刊之初,《挺进报》主要在党内和外围积极分子中传看;1948年初,根据上级党组织“对敌攻心”的指示,《挺进报》改变发行方式,主要寄给敌方人员,内容除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外,还增加了开导、警告国民党方面人物的内容,以瓦解动摇敌人的心理防线。

    1948年春,一份《挺进报》投送到国民党西南最高军政长官朱绍良的桌上。暴跳如雷的朱绍良把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骂得狗血淋头,并要求“限期破案”。徐远举不敢懈怠,当天即召集由保密局、中统、宪兵、警察组成的专门镇压学生工人运动的“丙种汇报会”,并决定由徐远举亲自指挥,集中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力量,全力侦破《挺进报》一案,并以此为突破口,破坏中共的核心组织。

    经过跟踪、盯梢、伪装、接近进步分子,特务逐渐发现了《挺进报》的线索,于1948年4月初逮捕了工运干部任达哉。被捕后的任达哉在酷刑下很快叛变,供出了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并带领特务逮捕了许建业(公开身份是志诚公司会计)。

    国民党特务在许建业身上施展过无数酷刑,却连他的姓名、职业也没有搞清楚。此时,许建业也非常焦虑,他将十几份党员自传等党的机密资料放在公司宿舍床下的皮箱里。因担心这些机密材料落入敌手,许建业焦急地做着那个看似老实的看守陈远德的思想工作,并轻率相信了他同情革命的假话。

    许建业给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许建业让陈远德帮他把信送去并“答应给他4000万元,以后有功革命,还可以得奖”。但陈远德转身就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许建业后来得知被骗,悲愤至极,以头撞墙,自杀未遂。

    许建业的莽撞暴露了中共党组织在志诚公司的联络点,特务守在志诚公司,很快就抓捕到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国定在特务的追问下,自称是刚入党的新党员,为许建业送过信。同时他以为,梁达大地区起义失败后转来重庆的邓兴丰和李忠良在其安排下已经转移。为尽快摆脱特务的控制,他主动交代了邓兴丰和李忠良先前的住址。

    但没想到的是,邓兴丰和李忠良两人不听安排,并没有撤退转移。4月8日,两人被特务抓捕,李忠良叛变,供出了一大批参加武装起义的党员干部及与重庆市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的关系。特务顺藤摸瓜,秘密抓捕了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联系人余承安,余供出了其上级冉益智,特务对余采取即抓即放的手段进行控制,对冉益智准备抓捕。

    4月16日上午,特务在北碚街头逮捕冉益智。当天,在刑讯下冉益智很快叛变,不仅承认其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还交代出大批中共党员,并指认了已被捕的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的身份。徐远举如获至宝,再次审讯刘国定。这时,刘国定彻底叛变。

    叛变后的刘国定、冉益智在特务面前争宠邀功,竞相出卖他们所知道的川东临委、重庆市工委、上下川东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带领特务到万县、广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坏中共党组织。

    大破坏从1948年4月一直延续到1949年1月,133名中共党员先后被捕,造成抗战以来川东党组织最大的一次破坏。

顽强不屈的狱中斗争

    身陷囹圄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人间炼狱”,面对酷刑的折磨、利益的引诱、死亡的考验,没有消沉和停止战斗,而是志若钢铁、英勇不屈,在狱中建立起秘密党组织,并将狱中难友汇聚于骨干党员周围,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这些狱中斗争的情形在罗广斌执笔的《报告》中,有较全面反映。那么,罗广斌又是谁?

    罗广斌,祖籍重庆忠县,192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45年7月,他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成为一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些活动,投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1948年3月,罗广斌在重庆经江竹筠(即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刘国鋕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叛徒出卖,于9月在成都家中被捕,后被押解到重庆,关押在渣滓洞监狱二楼7室。

    这是隔离室,专门关押态度“顽固”“不守监规”的“犯人”,其管理也更加严格,平时不准放风。同时关押在二楼7室的张国维,系湖北汉川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前系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两人比较熟悉。

    在狱中,乘特务看守不注意的机会,两个人悄悄交流。张国维认为:罗广斌出生于有特殊背景的权贵之家(其同父异母的哥哥罗广文,时任国民党军队第十五兵团司令,不仅驻扎四川,手握重兵,而且与西南长官公署情报处少将处长兼侦防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也有交情),是监狱中最有可能活着出去的人之一,于是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收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肩负着战友们的重托,罗广斌接受了这项特殊任务。从此,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留心观察,设法与狱友们交换意见,多方收集同志们的看法。狱中同志也对他给予高度信任,与之推心置腹,提供自己所了解的党组织被破坏经过情况和自己的建议。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烈士牺牲周年祭日,渣滓洞监狱各囚室的狱友不仅全天停止娱乐,而且还采取各种形式,向被囚禁于女囚室的江竹筠表示慰问和致敬。江竹筠的回复则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内容分为:“①被捕前的总结。②被捕时的案情应付。③狱中学习情形。”且每项后面都有详细的提纲,接到江姐的回复后,各囚室分别进行了讨论。

    1949年2月,罗广斌由渣滓洞监狱转押到白公馆监狱,被关押在平二室。与他关押在一起的,还有刘国鋕、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被捕前任中共《挺进报》特支委员陈然等。共同的理想让他们很快成为患难之交,并多次进行交流讨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7天之后,消息传入白公馆、渣滓洞监狱,这一喜讯既让狱友们兴奋不已,同时具有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他们也深知:敌人最后的疯狂即将来临。果不其然,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枪杀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面对丧心病狂的敌人,在狱中关押了近10年的中共川东特委宣传部部长许晓轩向狱友们提出倡议:“死,也要死得其所!”“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深入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一倡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他们决定在牺牲前把中共地下党斗争的历史经验与血泪教训总结出来,供党组织参考。

    至此,一直存在于狱中的小规模讨论汇集成一种强烈的声音、一场广泛的讨论。经许晓轩等人商议,决定每次讨论的结果都向刘国鋕、罗广斌两个人汇集,由他们重点记录。因刘国鋕(出身豪门望族的富家公子)、罗广斌被认为最有可能活着出去。结果刘国鋕牺牲于11月27日的大屠杀,而罗广斌则于大屠杀时侥幸脱险。

不忘嘱托 向党报告

 
1949年12月25日,脱险志士罗广斌提交的
《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重庆市档案馆藏

    罗广斌脱险后,先是隐姓埋名,蛰伏乡间。4天之后,才来到重庆市区,前往12月1日成立的“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随后参加到处理殉难烈士善后及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之中。

    罗广斌等人一方面感受到重庆解放后带来的欢乐;另一方面又深深地沉浸在对殉难烈士的悲悼之中。为了履行对烈士的承诺,他每天趴在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烈士们在狱中的讨论意见和经验总结,后随着条件的改善,才有了办公桌供他写作。就这样,到了12月25日(“11·27”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一份书写工整、长达3万余字的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终于完成,并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报告》虽只有罗广斌一人署名,但《报告》开宗明义写道:“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经过□□□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可供组织上作为参考资料。”这段说明特别是“□□□部分同志”7字(□□□系报告中被墨水污损、不能辨认的3个字,应该是人名),可知报告并不只是罗广斌个人的意见,而是关押、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狱中讨论总结,并通过脱险同志分析、总结、撰写而成,然后转达给中共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它是革命烈士集体智慧和反思的结晶,是革命烈士的共同心声和血泪嘱托,罗广斌只是作者之一和执笔人。

    《报告》现存15页,共分七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案情发展”,共3页,主要介绍因《挺进报》改变发行方式和范围而引发的川东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共产党员遭逮捕的全过程;第二部分为“叛徒群象(像)”,共4页,揭露了中共重庆市委原书记刘国定、原副书记冉益智,原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原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原重庆城中心区委书记李文祥等几个领导干部的叛变罪行,剖析他们平时言行中所反映出来的在人生观、世界观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叛变时的心理状态;第三部分为“狱中情形(略述)”,共2页,简单叙述白公馆、渣滓洞两座监狱的由来,重点叙述烈士们在狱中进行斗争的情况;第四部分为“脱险人物”,共4页,但略有残缺,介绍脱险出来的部分人士以及他们的基本情况和在狱中的表现;第五、六部分残缺,其内容不得而知;第七部分即“狱中意见”,共2页,是整个报告的核心部分和精华所在,也是最震撼人心和对现实最具指导借鉴意义的部分。“狱中意见”共8条,每一条都是革命烈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失败教训的总结,是狱中共产党员在牺牲前所做的深层次的理性思考,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总结并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2月24日 总第3772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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